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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忼烈先生的家依山而建,名为“两小山斋”。书房和客厅相连,书柜里摆满线装古籍,古董错落有致地安放在房中各处。我请教“两小山斋”的出处,罗先生说:“我喜欢晏几道的词,晏几道是晏小山,元曲则喜欢张可久的,张可久是张小山,所以叫‘两小山’。那只是早年的偏好,后来也就没有改名了。”

  罗先生温文尔雅又不善客套,对学界人事的品评,往往一针见血。倾谈片刻,便会感觉这是一位纯然的学者,狗万APP数十年专注于自己研究的领域。他的学养是自然流露的,满腹经纶听来如同家常话。在香港,喧闹的商业文化没有影响他安心学术研究。而他又坦言,和那些历尽苦难的同辈学人相比,香港安定的生活和自由的风气功莫大焉。

  “两小山斋”的另一位主人是罗太太。当我们来到山坡时,罗太怕我们找不到路,已在石阶上等候。为了招待我们,罗太太专门订了糕点。偌大的房子,如今只住罗先生夫妇。他们有一男一女,女儿在牛津大学法律系毕业后,留在英国工作。儿子留美攻读经济学,毕业后在美国教书。罗太是罗先生在培正中学时的学生。罗太笑道:“我未进培正中学已认识他了,是他叫我进培正中学读书的。”当罗太太忙着张罗茶点不在场时,罗先生说:“我太太比我小17岁,什么都帮我做好了,我可以专心研究,结果什么都不懂,连吃饭签单都不会。我叫她请一个佣人,她又说不用。”

  罗先生每谈到一本著作,会请罗太太在书柜找出来。而谈到昔日师友,罗太太又主动找出一些照片请我们欣赏。其中有1990年他们夫妇到台湾探望钱穆夫妇时的合影,这是钱穆最后的留影。那一次,钱穆已从“素书楼”搬到市中心的洋房,罗先生夫妇在钱家盘桓了两天,钱夫人说:“搬家以后,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高兴的。”想不到一个月后,钱穆就去世了。罗忼烈送去挽联:“四纪辱交亲,硕学当前真小友;一肩承道统,先生去后更何人!”

  谈到兴起,罗太又取出一本珍藏多年的册子,册中有十位海内外名家专为她题写的字画。有幸得见此册,真是福分,印象中有蒋彝、刘海粟、饶宗颐、冯康侯、柳存仁、周策纵、张充和等人,好几位已然谢世。对“张家四姐妹”中如今还在世的张充和,罗先生颇为欣赏:“董桥说她的字好,我看她的诗词也好。”

  在满室书卷气中,罗先生淡淡地说:“将来,我的书可以送给中央图书馆,古董书画可以送给香港大学博物馆。”

  罗忼烈1918年生于广西合浦,在家乡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1936年考入中山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在学期间,罗忼烈师从词学大家詹安泰,作诗填词,在师友间有“词人”雅号。1940年毕业后,罗忼烈一直从事中文教育工作,曾在广州培正中学任教。1940年代末,广州局势混乱,罗忼烈赴香港定居,在香港培正中学任教,开始了安定的教书研究生活。

  罗忼烈:那时候我家里请先生教书。我家里是收租的,是地主。(笑)我到初小三年级才入小学。

  罗忼烈:绝对没有“的地”那些,只有“之乎者也”。那时胡适提倡“文学改良”,但是没有影响到那里,中学还完全是文言。我记得到高三课文才有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但是胡适那篇文章根本就是文言文的。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都是古典的,中学课本很多是诗词歌赋,所以我喜欢古典文学。那时候已经懂得格律、平仄,不过材料不够。1936年,我在乡下考广州中山大学。

  罗忼烈:詹安泰先生作诗填词,虽然是先生学生,其实当我是很好的朋友。那时候教书没有说这句词为什么,一读过,说“这句好”就算了。所以你自己没有根底,没有悟性,没有用的。

  罗忼烈:不是很多。反而在解放后,有时我知道他没有茶饮,我在香港寄茶、油、糖给他。因为我在香港教书薪水好一点。

  罗忼烈:根本没有新文学,只有田汉、洪深搞戏剧。我记得陈洵(1871-1942,字述叔,广东新会人,多年游历教学,晚年任中山大学教授,工词)是教词的。陈述叔有一次上课,教柳永词:“杨柳岸,晓风残月。”有一个同学问他:“陈老师,这两句有什么好?”他没办法回答,过了一会儿,说:“‘杨柳岸,晓风残月’还不好?”旧时我的先生是这样的。

  罗忼烈:没有兴趣,直到现在也没有兴趣。我写的论文有时用白话文写,有时用文言文写。我们那时候新文学是萌芽期,但是我对古典文学觉得很悲观。那些人通通怕难,写白话诗,到我还不知道白话诗是什么.白话诗不用学问,只要写得通,有人捧就行了。

  罗忼烈:影响大,我们跟着学校跑,最后跑到粤北。毕业时我在学校当助教。抗战胜利后,发行的货币贬值。后来我到广州培正中学教书,培正中学的工资是发港币的。1948年底我到香港,但是有时就回广州,我的五弟在广州。解放初,香港和广州之间的来往是没有检查的。我的五弟是中山大学英文系毕业的,参加朝鲜战争,他不到前线,是翻译。所以“”的时候,他有特权,家里不准去抄家,很多人还去他家里避难。

  罗忼烈:这个时候广州很乱。大学的教授在抗战前收入很高,抗战后收入很差。一般人都把看得很差,我也是。当时大家都觉得中国没有希望了,一定要变。

  1947年,内战烽烟弥漫大江南北。钱穆和唐君毅避地广州,到中山大学任教,罗忼烈和他们相识。罗忼烈常陪钱穆喝茶下棋,又有一些共同嗜好:游山玩水,逛古籍书店,到古董店看古书画瓷器。广州解放前,钱穆又避地香港。1950年代初,钱穆和唐君毅、张丕介创办新亚书院,在培正中学任教的罗忼烈常到书院探访。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新亚、崇基、联合三家书院并入。钱穆在中文大学并不愉快。1968年钱穆搬家到台湾,从此定居,与罗忼烈音信不断。1990年,罗忼烈夫妇到台湾探望钱穆,不久,钱穆去世。

  罗忼烈:我们时时在一起玩。那时候新亚书院在桂林街,很小,租了一层楼,他和唐君毅先生一起办学。

  罗忼烈:不算大,主要是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旧时香港没多少小学,突然间很多私立小学。

  罗忼烈:那时候新亚书院没有多少学生。钱先生的薪水只有150港元。钱穆、唐君毅、张丕介三个人一句广东话都不懂。当时钱先生希望我能抽空到新亚书院帮忙,但是培正中学的聘约规定不能兼职,只好作罢。

  罗忼烈:培正中学的薪金算高了。后来我转到政府办的罗富国师范学院教书,薪水又高点。过了几年,罗香林先生在香港大学当中文系主任,叫我过去,我就在1966年转到香港大学。当时香港大学的功课都是五经、朱子,我和饶宗颐教授每人教十来个科目。旧时香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素质非常好,因为那时中文大学虽然成立了,但是没有历史。钱穆先生、唐君毅先生初到香港时,罗香林先生曾经请他们到香港大学中文系兼课。为什么呢?让他们生活好一点。因为港大的薪水高一点。

  罗忼烈:那时候因为钱穆先生的名气,新亚书院并入中文大学之后,还是有很多人去读新亚书院。但是钱先生在中文大学受到他们的排挤。1967年“”波及香港,钱穆先生吓怕了,第二年就搬家到台湾。他太太对我讲:“汇丰银行的股票可以在台湾买间屋的。”没想到蒋介石叫蒋经国拜钱先生为老师,结果送了“素书楼”给钱先生,后来害死了他。台湾“改朝换代”之后,那些政客说钱先生的“素书楼”是公家产业,勒令搬迁。狗万APP,钱先生搬走后,身体就变差了,不知为什么,不能说话了。

  罗忼烈:就是干的,后来向钱太太道歉,钱太太说:“人都死了,道歉有什么用?”

  罗忼烈在培正中学任教后,转到罗富国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学中文教学法”,之后根据讲义编成五十多万字的《中学中文教学法》,此书后来成为香港大学教育系和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主修中文的必读课本。1966年,罗忼烈到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直至1983年退休。其后同时应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和澳门东亚大学中文系邀请,担任客座教授。数十年教学生涯中,罗忼烈培养了一批著名的学生,包括黄沾与林燕妮。2004年获香港大学院士头衔。

  罗忼烈:中国古代有“小学”,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我比较专于训诂学。如果讲《左传》,就用训诂学。如果是唐诗、宋词、元曲,就是学生自己去读。我多数会教杜甫诗,清真词。因为杜甫和清真(周邦彦)对写作的修辞是非常讲究的。我想让学生写文章的时候,多讲究修辞。你用十个八个字就可表达,但是别人要用十几个字才能表达,浪费!

  罗忼烈:学生要么就当教育官,要么当公立中学校长,要么当大学教授。像吴家玮(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清辉(香港浸会大学校长),吴清辉读书时我的印象不是很深,吴家玮很出色,中英数都好。他们两人是我在培正中学的学生。培正中学不简单,丘成桐、崔琦都是培正中学毕业的。在香港大学,我的学生单周尧是中文系主任。在社会上名气比较大的就是黄沾和林燕妮。黄沾跟我读硕士,林燕妮的博士学位就读不到。

  罗忼烈:我指定些书让她读读,她读点《西厢记》。这是因为黄沾的关系。他们两人最初开一间公司叫“黄与林”。有一次说,他们两人要结婚,请查良镛作证婚人。我还写了词去祝贺。(笑)后来没结成。

  南方都市报:我听到的版本是,黄沾多次向林燕妮求婚不成,就使出一招:在报纸上登出两人结婚的喜讯,证婚人是查良镛。林燕妮也在报纸上声明:黄某所公开的消息只是其一厢情愿,与林某毫不相干。

  罗忼烈对诗、词、曲和文字学、训诂学、古音学深有研究。有学者认为:罗忼烈为学有乾嘉学派朴实之风,而无烦琐冗长之弊;其论著言前人之未言,发前人之未发,从不以陈词滥调示人。得意之作是《周邦彦清真集笺》,比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多了许多新材料,也多新意。但谈到古典文学,他十分悲观,认为古典文学就快灭亡了。

  罗忼烈:应该是容易的,因为工具书多。一些工具书在内地反而买不到,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文革”结束之后的几年,有一批古籍像《永乐大典》出版,很有好处。香港没有经历“文革”的浩劫,古籍保存会好一点,特别是图书馆。“”倒台之后,很多古典文学的翻印,就是利用《永乐大典》。周邦彦诗词文章都好,王国维写《清真先生遗事》找到周邦彦的诗只有12首,我找到42首。资料来自《永乐大典》,王国维没有机会看。

  罗忼烈:香港最好。生活非常自由,学术的书又多。我觉得香港和广州这么近,学术上的交流应该放宽一点。没有必要禁得太严。

  罗忼烈:如果真的有古典文学的功底,写白话文都会简洁一点的。但是很多人都没有能力读通古文。像俞平伯的诗词写得好,白话文也写得好。鲁迅就不用讲了,真是佩服,研究中国小说史的,没有人像他写得这么好的,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功力非凡。

  罗忼烈:我非常佩服他。郁达夫也写得好。我这里有鲁迅的全集,也有郁达夫的全集。巴金就不行。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在罗富国师范学院教书时,写过一本《中学中文教学法》,就拿巴金的一篇文章来举例,我说:这篇文章多写了很多字。

  罗忼烈:金庸不行,梁羽生行。梁羽生对诗词、对联的研究深一点。梁羽生回香港时还和我见过面。

  罗忼烈:很悲观,狗万APP就快灭亡了。对这些古书都看不懂,教育改革越改越差。大家都重视科技。我想不用多长时间,古典诗词就会灭亡。因为没有人作,作了之后没有人看得懂。写白话诗、白话文多容易啊!这也难怪,但是我想不到古典文学和白话文的消长这么快。哪里会作诗

  罗忼烈善于作诗填词,著有《两小山斋乐府》,饶宗颐认为:“朱权评张小山为词中仙才,君庶几近之。”罗忼烈与饶宗颐、罗孚、曾敏之、梁羽生多有吟和之作。罗忼烈也喜鉴赏收藏书画,和蒋彝、刘海粟交情颇深。对古典文学后继无人的情况,他深感遗憾。

  罗忼烈:我会欣赏,但是书画都不会。清末民初的书画我都留心鉴赏,也收藏一些。我也收藏明代文征明的《赤壁赋》真迹。

  罗忼烈:他送给我的画有好几幅,两幅梅花,一幅荷花,一幅石榴。他草书写得非常好。

  南方都市报:刘海粟早期江湖气浓些,晚年经历“文革”之后,书画的气度大不相同。

  罗忼烈:“文革”晚期,蒋彝从美国到香港,说要到上海去看刘海粟,刘海粟当时正在受苦。我是通过蒋彝认识刘海粟的。

  罗忼烈:从广州来的李研山,山水画得很好,李研山去世没有多久。邓尔雅比我高一辈,他的儿子黄般若和饶宗颐关系不错。

  罗忼烈:非常多。饶先生学术之外,也作诗填词。学者,会作诗填词的人不多。饶先生的成就有很多方面,特别是书画。他提倡“学艺双修”。他送过一张横幅长卷《溪山清远图》给我,是1989年6月某天画的,他画到天亮,画了四十多尺。

  罗忼烈:前几年,差不多每个星期都和他去饮茶。这两年大家身体都不太好,见面就少一点。

  罗忼烈:寂寞倒不会,但有点可惜。像我的朋友王起还有些学生,而香港八间大学白话文写得通的人都少。